岁月留香 追寻剑南春的历史足迹

”唐时宫廷酒，盛世剑南春“这句耳熟能详的宣传语，明明白白地揭示了中国三大名酒剑南春的历史地位，然而剑南春的起源却不仅仅在于唐朝，其酿酒的技艺与传统已经传承了千年，积淀了白酒酿造的精华。追寻剑南春的历史足迹可以发现，剑南春身上浓缩了中国白酒的大半部历史。

   　　一、蜀酒

　　据考古发现推算，我国粮食栽培历史至少应在距今一万年之前，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中、下游地区。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九世有开明帝，始立宗庙，以酒曰醴，乐曰荆，人尚赤，帝称王。”从那时起，古代的蜀酒就成为“醴”，“醴”的酿造工艺不断发展，为尔后的复式发酵满下伏笔，成为蜀酒之源。

　　《齐民要术》记载：“蜀人作酴酒法，十二月朝，取流水五斗，渍小麦曲二斤，密泥封。至正月二月冻释，发漉去滓，但取汁三斗，谷米三斗，炊作饭，调强软和合，复密封数日，便熟。”“酴酒”即为四川人称作的“醪糟”，正好说明早期蜀酒(发酵酒)在工艺上与现在的联系。

　　《山海经》记载：“西南黑水之间，广都之野，后稷葬焉，爰有膏菽、膏稻、膏黍、膏稷，百谷自生，冬夏播琴。”广都即今成都平原。

　　《绵竹现志·典礼》记载：“绵竹有龙潭五，一在县西二百里月映岩下，为绵雒之源”

　　以上古籍描述了位于古蜀中心地带的绵竹、广汉早期农业的状况，其所产谷物至今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，绵竹剑南春酒是蜀酒技艺和文化的主要传承者。

　　二、唐代剑南烧春的记载

　　从发酵酒(浊酒)到蒸馏酒(白酒，又称烧酒)，是中国酿酒工艺的一个飞跃。《唐国史補》(唐朝翰林学士李肇撰)：“酒则有郢州之富水，乌程之若下，荥阳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冻春，剑南之烧春”。“春”是唐人对酒的雅称，“烧春”犹言“烧酒”，已是蒸馏白酒。即唐代“剑南烧春”即为“名酒”。

　　《旧唐书·卷十二》：“剑南岁贡春酒十斛，罢之”。这是唐德宗李适即位后免除宫廷酒税的记录。

　　《唐书·德宗本纪》：“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，代宗崩，癸亥，即皇帝位于太极殿……，癸未，罢梨园乐工三百人、剑南贡生春酒……”

　　两段记载提供了剑南烧春(生春酒)入贡的史实。

　　杜甫《戏题寄汉中王》：

　　“策仗时能出，玉门异昔游。已知嗟不起，未许醉相留。蜀酒浓无敌，江鱼美可求。终思一酩酊，净扫雁池头。”

　　韦续《七绝》：

　　“烧春誉满剑南道，把酒投壶兴致高。美满良辰添此物，诗情酌兴翻波涛。”

　　唐代诗人如群星璀璨，其作品中涉及蜀酒比比皆是。杜甫诗中的“蜀酒浓无敌”则很可能指的是剑南烧春，因为他的好友韦续任绵竹县令，时有好酒相赠。

　　三、宋代剑南烧春记载

　　唐代奠定的剑南烧春的美誉，无疑促进了绵竹酿酒业的兴盛。延至宋代，仍有史可查。

　　《宋史·食货志》：“(绍兴)十七年，省四川清酒务监官，成都府二员，兴元遂宁府……汉州绵竹各一员”

　　《宋史》中的这段记载，说明宋高宗绍兴十七年(公元1147年)的绵竹市产酒大县，因而有酒务监官。

　　苏轼《蜜酒歌》：“西蜀道士杨世昌，善作蜜酒，绝醇酽，余既得其方，作此歌以遗之。”

　　此诗作于1082年苏东坡被贬湖北黄州时，杨世昌携绵竹蜜酒去看望他，并授以蜜酒酿法，诗中对此有细腻而生动的描述。《蜜酒歌》也间接证实了“醴”的酿造在绵竹一直沿袭下来，且工艺日臻完善。

　　四、清代的绵竹大曲

　　清康熙年间(公元17世纪中后叶)，精明的陕西商人看中了绵竹酒卓越的传统工艺和得天独厚的水质、气候与环境，纷纷举家迁来绵竹，开坊经营加入酿酒行业，其中以朱、杨、白、赵四家最为有名(天益老号即朱天益兴办)。绵竹大曲就是在清代产生的，并成为近代绵竹的一张名片。

　　至清代，绵竹酒业发达的另一个标志是传统工艺的程式化，能一年四季周而复始的生产，对酒质和产量也有了相当的操控经验。据民国版《绵竹县志》记载，清代鼎盛时期，绵竹有规模的酿酒作坊已达十七八家，这种工商一体的产业形态标志着绵竹酒业的总体繁荣和工艺成熟。

台湾版《四川经济志》载有：“四川大曲酒，首推绵竹……绵竹所产大曲、双料老酒及地窖酲色(烧酒别名)等，均脍炙人口，为川省内外人士所乐道，而尤以大曲为最有名……”

如今，剑南春的生产规模和贮存规模居全国白酒行业第二位，从品牌影响力、品牌美誉度、产品产销量三个角度始终处于前三名，与茅台、五粮液并肩，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酒——”茅五剑“。传承千年，剑南春历久弥香，在新时代之下，剑南春继续发扬精湛技艺，在白酒历史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