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宋庆龄往事》为爱突破重围
1913年3月，骗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，公然派人暗杀了正在着手组织内阁政府的国民党人宋教仁。“宋案”的发生，使仍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大为震惊。他匆忙回国，组织发动反袁的“二次革命”。
然而，为了开展议会斗争，这时的同盟会已与其它四个政党联合，成为人数众多而战斗力严重减退的国民党；原同盟会的都督陆续被袁世凯免职，革命武装也已大部被解散。
这一年的6月，二十岁的宋庆龄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她计划暑假回国，然后再次赴美继续攻读新闻专业。22日，宋庆龄离开波士顿回国探亲。刚刚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，她就接到父亲的电报，要她推迟行期。于是，她在伯克利逗留了两周，然后又去檀香山游览，这个行程并不很长的旅行竟持续了两个月。
就在宋庆龄轻松度过的这两个月里，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殊死搏斗。7月20日，李烈钧在江西湖口揭竿而起，“二次革命”正式拉开帷幕。几天之内，南京、安庆、上海、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重庆相继响应。但是，力量的悬殊使“二次革命”迅速归于失败。8月8日，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。在此之前，一直全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宋耀如已偕家人逃到那里。
8月29日，宋庆龄抵达横滨，宋耀如去码头迎接女儿。第二天，宋庆龄便与父亲及姐姐宋蔼龄一起，在东京见到了孙中山先生。见到宋庆龄的那一刻，孙中山肯定睁大了眼睛。上一次在宋耀如家见到庆龄时，她才只有一岁；而此时的宋庆龄，已是如花美人。
作为一个女学生，离开平静而繁荣的美国来到流亡者聚集的日本，宋庆龄感到了强烈的反差。通过父亲和孙中山的交谈，她迅速而具体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前景的险恶。她说：“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，因为袁世凯想推翻它。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财政上支持着袁世凯……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。革命事业似乎无望。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，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。”
直至今日，仍然有人认为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是嫁给了“大总统”。而事实是，当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时，孙早已失去大总统的身份。他在国内是被袁世凯通缉的“逃犯”，在日本是受到警视厅二十四小时严密监视的激进党。正像宋庆龄亲眼看到的：“当时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于困境，许多革命党人或者意志消沉，或者投降分裂，跟随在身边的同志不多。” 这时的孙中山一无军队，二无经费支持，真可谓两手空空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孙中山的事业已经遭到彻底失败。在看清这种严峻的形势后，宋庆龄仍然毫不犹豫地走到孙中山身边，使人不能不钦佩她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与忠诚。当时，宋庆龄的姐姐宋蔼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，她与孔祥熙相恋，两人已准备结婚。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坚持为孙中山处理英文文件，但因身患肾病，不宜按日本方式长时间盘腿席地而坐。于是，宋耀如让庆龄帮助自己，并很快就教会了女儿如何协助孙中山工作。
与文雅、能干而又年轻、漂亮的宋庆龄在一起，孙中山很难不被其深深吸引。梅屋庄吉的两个女儿曾经回忆过1914年夏天的一个晚间聚会。
冈本梅子回忆说:“在吃完晚饭之后，大家都去了客厅，我弹奏钢琴，母亲拉小提琴，宋庆龄也弹奏了钢琴，并演唱了非常动听的女高音唱段。
“在宋庆龄独唱的时候，妹妹千势子在客厅内到处走着。孙先生抱起千势子，并把手指放到嘴上，作了个‘保持安静’的手势。在整个演唱的这段时间里，孙先生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宋庆龄。”
千势子说：“宋庆龄小姐就算以当时我的眼光去看，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。这个印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。当时连幼小的我都有这般的感觉，可以想象孙先生在这位美女面前时是怎样的一种表情。”
1914年6月以后，宋蔼龄开始筹办与孔祥熙的婚事，宋庆龄承担起了更多的秘书工作。她几乎天天都要到孙中山的寓所。9月，宋蔼龄结婚，离开了工作岗位。10月，宋庆龄正式接替宋蔼龄，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。
在孙中山身边的危险而繁重的工作，使宋庆龄着迷。这年11月，她给还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写信：“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。我想，这类事情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。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。……我能帮助中国，我也能帮助孙博士。他需要我。”
宋庆龄与孙中山过于密集的接触，已经使母亲倪太夫人有了几分担心。1914年11月，宋庆龄同宋蔼龄一起回国，名义上是到上海去侍候因病先已回国的父母，实际上这显然只是为使庆龄暂时离开孙中山儿寻找的借口。因为直到第二年的3月，宋庆龄专程去上海“侍候”的宋耀如仍然在日本活动。
当时，孙中山寄居在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家。宋庆龄回上海后，孙先生看上去就一直没有什么精神。他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，但在那段时间里，书虽然是翻开着的，但他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不止这样，他甚至连吃饭也没什么食欲了。
梅屋庄吉的夫人德子非常担心，便多次问孙先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或是饭不对胃口。
孙先生总是回答说:“不，没什么，请你不用介意。”
随后的日子里，孙先生依旧饭食无味，整天心事重重。
在德子的反复追问下，孙中山终于承认自己的怅然全是为了宋庆龄。他说:“我忘记不了宋庆龄。遇见她，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，体会到了相思的痛苦以及恋爱的那份喜悦。”
孙中山与宋庆龄年龄相差将近二十七岁。德子对他说:“宋庆龄小姐的年龄与您的子女年纪差不多，如果您要与宋庆龄结婚的话，那可是要折寿的呀。”孙中山毫不犹豫地表示:“不要紧，如果能与宋庆龄小姐在一起，哪怕结婚后第二天就死去，我也不会觉得后悔。”
宋庆龄与母亲一起居住在上海期间，孙中山也没有放弃追求。但他的方式是含蓄而巧妙的。宋庆龄曾说：“随后我又在家学习中文。……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，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。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活动，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，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，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，我就同意了。”
11月29日，孙中山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发了一封挂号信。1915年1月，孙中山又派朱卓文携其女儿慕菲雅追踪到上海。1月31日，朱卓文见到宋庆龄，转达了孙中山希望她继续为革命工作的意见。宋庆龄对这一邀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。朱卓文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：“他（宋庆龄）极愿效力党事，且急盼党事之成。”
孙中山还要求朱卓文为宋庆龄在上海安排一处办公地。朱卓文说：“至筹备地方一所以为他办事之用，他云此事他甚赞，唯须待数日思一善法以避他母之疑眼云。”十分明显，倪太夫人对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感情发展是有所戒备的。而且，宋庆龄也在想办法帮助孙中山避开母亲的视线。
2月4日，朱卓文又致函孙中山：“刻下弟在隔邻布置一房以为宋小姐办事处。现他订于每星期一三五三天教弟女以英文。此后有函件与他，照前日之住址便能直接收到矣。”孙中山以请宋庆龄教女学生英文为借口，在宋家近旁安排了一个“据点”。既方便了在倪太夫人的眼皮下与宋庆龄联络，又为以后宋庆龄出走日本埋下了伏笔。
1915年3月17日宋庆龄再次回到东京，孙中山亲自去车站迎接。之后，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。5月，宋庆龄致信美国女友阿莉，叙述她与孙中山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。
“我们参观展览、商店、兵工厂等。晚上我们则去看电影。我并不太喜欢这些电影，但每次看电影都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时刻，特别是有关历史事件的片子。
“晚上数里长街灯火通明，真是华丽壮观。我好几次晚上去那里，为的是想看看荷花池中的倒影。在月光皎洁、星光灿烂的夜晚，这里像梦幻一般的可爱，促使已逝岁月的美好回忆再度涌入人们的脑海。
“当前正是樱花盛开时节，我们曾抓住时机愉快地乘车长行，深入花海。昨天晚上我们沿着堤边走了整整一个小时，两旁花枝低垂，使我们望不到天。想象一下嫩绿的杨柳作为背景衬托着这些樱花！大自然也知道如何使颜色协调。”
这些诗一般的语言，不难使人感到，她已沉浸在热恋之中。在这三个月中，他们提到了婚姻。
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中，哪一方态度更加主动？对此有着很多记载，有的甚至截然不同。但众多说法中更为可信的是，最初孙中山采取了主动。他曾多次向宋庆龄求婚。
李湄在《梦醒——母亲廖梦醒百年祭》一书中写到：“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恋爱，廖仲恺告诉过廖梦醒一件趣事。在日本的时候，一次，孙中山、宋庆龄和廖仲恺、胡汉民、戴季陶、张静江等人到某风景区去玩，一行人爬上一个小山坡。宋庆龄年轻走得快先到达山顶，孙中山紧跟在后，接着是廖仲恺。廖仲恺平时就动作迅速，走路很快，因此把胡汉民等人远远抛在后面。张静江是坐轿子上山的，更落在后面。快到山顶时，孙中山回转身向廖仲恺摇摇手，示意不要跟上去。廖仲恺会意，就让大家停在半山坳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两人满面春风的样子下山。据说，那天孙中山正式向宋庆龄求婚。由于年龄差距，宋庆龄怕父母不同意，没有马上决定，但答应考虑。随后，宋庆龄就到上海向父母提出了这件事。”
宋庆龄显然对这桩婚事是渴望的。据说，她曾向孙中山表示：“经过长期、慎重的考虑，深知除了为你、为革命工作，再没有任何比这更使我愉快的事。……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。”但因年龄差距过大，宋耀如又是孙中山的老朋友，所以孙中山坚持要宋庆龄征得父母的同意。
6月21日，宋庆龄重返上海，就与孙中山的婚事征求父母的意见。不料，这个请求遭到了全家强烈的反对。而且，为了阻止她的这个企图，家里迅速地为她包办了一门亲事，男方姓“荣”，家庭条件自然是颇为优裕的。
晚年，宋庆龄回忆说：“我离开东京归国，向父母亲提出要跟孙中山结婚的请求。父亲面露不悦之色，母亲流了眼泪。蔼龄居然也介入了这件事，要我跟另一个人订婚，不让我跟孙中山。我当时晕倒过去，不知是怎样被人抬上楼的。我至今想起这件事还直想掉泪。”从此，宋庆龄被困在上海家中。她十分郁闷，却无计可施。
为了扫清与宋庆龄结合的障碍，孙中山还要面对一个棘手的任务，那就是结束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姻关系。1915年3月，他派朱卓文到澳门同卢夫人商谈离婚事宜。
三十年前，正在香港读书的18岁的孙中山被唤回家乡，遵从父母之命，与卢慕贞结婚。婚后，他们育有一子二女，但始终聚少离多。孙中山以革命为职业。卢慕贞则不喜欢动荡不定的流亡生活，希望能像普通人一样，平平安安地过日子。她请求孙中山不要再继续从事革命，因为清廷派人追杀，致使他们一家背井离乡、东躲西藏。由于长时间为革命奔波以及流亡，孙中山与卢夫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。每当孙中山从外地回来，卢慕贞总是对他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抱怨不已。民国成立，孙中山当上了大总统。他把卢慕贞接到南京。但是，在那里卢慕贞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，反而觉得拘束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，孙中山又一次流亡日本。卢慕贞绝不愿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，便定居在澳门。
当面临解除这桩婚姻时，孙中山的心中也很不平静。卢夫人终究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，使孙中山能无后顾之忧。对于卢夫人，孙中山觉得：“亏欠她已经太多，我自己也知道发生这种事是决不应该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我都克制不住心中的想法。”孙中山写信告诉卢慕贞，他打算与宋庆龄结婚，并向她说明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定。卢夫人对此表示理解。她表示：自己识字不多，也不会说英文，缠过足，连走路都不利索，不能像宋庆龄那样帮助孙中山。卢慕贞很干脆地同意离婚，在离婚协议书上用红印泥按了指印。这个离婚协议书印了好几百份，分发给他们的亲友。
这一年的9月1日，卢夫人应孙中山邀请来到东京，对婚姻做最后的了结。他们非常友好地一起游览、购物，和朋友们见面。23日，孙中山亲自将卢慕贞送到东京车站。
宋庆龄曾多次讲到，孙中山和卢慕贞是在1915年4月签订离婚协议的。根据记载分析，4月朱卓文持孙中山的信到澳门与卢慕贞商议，很可能就已经签订了离婚协议。9月，卢慕贞到东京后，是在证人面前办理确认离婚的正式法律手续。主持这一仪式的是和田瑞律师，而之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婚也是由他作证的。
宋庆龄曾多次讲到这件事。她说：“事实真相是，当他向我求婚时，孙逸仙是个自由的人。”
因为与孙中山的婚事，宋庆龄在上海家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突。与此同时，孙中山在日本也因这桩婚事遭到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。他的战友们几乎一致认为，孙中山与发妻离婚，再娶一个年轻、漂亮的夫人，会损害革命领袖的形象。
关于这些“围剿”，有着各种不同的版本。
一种说法是，得到孙中山准备结婚的消息，朋友们开会讨论，决定派代表去说服孙中山。这个代表见到孙中山后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孙中山见他一言不发，便问他有什么苦恼。这个朋友无言以对，借故告辞。
胡汉民则有另一种回忆。他说：经中华革命党的战友们商议，公推陈其美、许崇智两人去劝中山先生。二人说明来意后，孙中山说：“我一定要正式结婚，不能像你们似的嫖娼宿妓，不讲究个人的品行操守。”陈、许张口结舌，只得退出。经过商量，他们又请出一贯洁身自好的胡汉民、廖仲恺两人去劝孙中山。这次孙中山说:“我没有你们二位的好福气。你们都娶到了贤惠的夫人，能跟随着你们东奔西走。”这两个人又相视无语。
还有一个版本是胡汉民和朱执信为孙宋的婚事当面诤谏。孙中山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，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的家庭私事。”孙中山还曾当众宣告：“我不是神，我是人。”“我是革命者，我不能受社会恶势力所支配。”
10月下旬，朱卓文和女儿慕菲雅来到上海，估计还是以学英文的名义，见到了宋庆龄。朱卓文带来了孙中山的急信，并向宋庆龄出示了孙中山和卢慕贞的离婚协议。孙中山决绝的态度使宋庆龄十分感动，她决定不再等待父母的转变，立即自主采取行动。
离家前，宋庆龄给仍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写了一封信，提到了自己的计划：“在前几封信上，你当已知道，我希望早日离沪返日，而父母大人表示反对。母亲不要我回去，是怕我再卷到与孙先生的事情中。而父亲的意思，是要我慎重地考虑，怕我不能经受将来跟随孙先生会遭遇的种种困苦。我就这样在家里被禁了好久。我一直希望劝说妈妈改变主意，但是，既然她的主意无论怎样都不能改变，我也只好及早下定决心了！
“美龄，你知道当我还没回国的时候，父母居然为我订婚的事吗？你能相信他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吗？蔼龄居然也介入了这件事，她只管对我说那人是怎样漂亮，怎样有前途。父亲在这件事上其实倒没说什么，只是母亲坚决的要我嫁这人，而不让我跟随孙先生。她们几乎使用了所有的办法——尽管是最温和的办法——想逐渐动摇我的想法。但是他们实在是太不了解我了！她们不知道我认为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。……我一生最大的快乐，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的奋斗中获得的！……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，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！
“因此，美龄，当你接到此信时，你不必惊奇，很可能我已抵达日本，回到孙先生身边。我通过孙先生在上海的朋友可以做到这件事。我将采取迅速和秘密的行动，我想你或许会把这叫作私奔吧？但是我只好如此了！由于家庭的反对，我到日本后与孙先生的婚礼，也将是非常简单和秘密的。这事情你代我转告子文吧。美龄，在这情形下，事情是很难办的，但我的决心非常坚定！”
美龄接到这封信，便急忙通知宋子文：“家中有急信，周末就来我处。”但是，当美龄见到宋子文时，反倒是子文递给她一份报纸。要闻栏中登载着一则消息：“上海名门宋氏的第二女公子宋庆龄女士，已于10月24日从上海家中私奔抵达日本东京。据讯，她来这里，是为了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。”
宋庆龄的出走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。正如她所说的：“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”。
宋庆龄究竟是哪一天离开的上海，没有准确的记载，据推算大约应是在22日。当时从上海到神户，乘轮船大约需要35个小时。然后还要转乘火车到东京。
在《复始之旅》一书中，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曾经写道，宋庆龄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，把她反锁在屋里，在女仆帮助下她从窗户爬出去逃跑了。尽管斯诺是宋庆龄多年的好朋友，但他的这种描写，仍令宋庆龄无法接受。晚年，她专门为此致函朋友邓广殷：“我的父母不是那么愚蠢、那么冷酷的人！确实，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去日本，不想我招人非议，但他们从来没有把我‘反锁在屋里’。”在叙述这件事时，宋庆龄说：“我是清晨6点钟离家上船的，那时我的父母还未起床，是一位同志和他的女儿陪同我一起去日本的。”我还听到宋庆龄的一位老朋友告诉我，宋庆龄曾讲过：她在穿过草地走出院门前，曾回头张望。她说，她看到母亲的窗帘拉开了一条缝，确认母亲也看到了她。她否认“私奔”，并这样解释：“我只是没有得到家里的同意。”
10月24日下午一点五十分，宋庆龄和慕菲雅乘坐的火车从神户到达东京。孙中山已在那里等候。当天，宋庆龄和慕菲雅到日本友人头山满的寓所住了一晚。直到逝世前不久，宋庆龄还委托将去日本的林国才一定设法去找头山家的人。她说：在日本东京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，都是由头山满先生安排的。而头山满的儿子头山泉、女儿头山静子更是她的好友伴。她请林国才看看他们的生活情况，是否需要帮助。
10月25日下午，孙中山和宋庆龄到著名律师和田瑞的家中办理结婚手续。在廖仲恺、山田纯三郎等朋友的见证下，孙中山、宋庆龄与和田瑞在结婚誓约书上签字，举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结婚仪式。
27日下午，他们在梅屋庄吉家二楼的大客厅里举行了简单的茶会。据国方千势子回忆，大约有五六十人出席茶会。其中大多数是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政客以及革命志士，包括犬养毅、头山满、内田良平、古岛一雄、小川平吉、杉山茂丸、寺尾凉、宫崎滔天、萱野长知等。中国人参加的很少。引人注目的是廖仲恺、何香凝夫妇带着他们的女儿廖梦醒、儿子廖承志；此外，仅有陈其美在场（有的记载中还有戴季陶出席）。中国的革命党人以拒绝出席表达他们对孙宋婚姻的反对。宋庆龄说：“我的丈夫就是在这个茶会上宣布我们结婚的。”“由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，我们的结合的确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”。
宋庆龄在离开上海去东京时留了一封信。信中她告诉父母：自己决心已下，要帮助孙中山并同他结婚。她还告诉父母，孙中山已同他原来的妻子离异。
宋耀如夫妇本来就反对宋庆龄同孙中山的婚姻。宋庆龄出走后，得知这一消息的传教士们去找宋耀如夫妇，强烈反对宋庆龄同一个离过婚的男人结婚，劝说他们把女儿从日本追回来。宋耀如夫妇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，无法抵抗来自教会的压力。于是，他们搭上下一班航轮赶往日本，试图劝说宋庆龄离开孙中山，跟他们回家。
就在举行结婚茶会的当天，宋耀如夫妇赶到东京，找到了孙中山的住所。1980年，宋庆龄在去世前八个月的时候致信爱泼斯坦，痛苦地回忆起这件事：“我母亲哭着，身患肝病的父亲劝说着……他甚至跑去请日本政府为他们作主，说我还未成年，是被迫成亲的!当然，日本政府不能干预。
“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——我也伤心地哭了——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。
“……尽管这已是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，我仍然觉得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一样。”
这一天，宋耀如夫妇和新婚的孙中山、宋庆龄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。
10月29日，宋耀如又单独找到孙中山和宋庆龄，继续他艰难的“劝说”。斯诺曾记述宋庆龄的回忆：“我父亲到了日本，狠狠地说了他（孙中山），企图解除婚姻，理由是我尚未成年，又未征得父母的同意。他失败了，于是就与孙博士绝交，并和我脱离了父女关系！”这个记述是不是确实，我们无法判断。但是，这件事对于宋耀如的伤害确实非常之大。他曾在给老朋友的信中哀叹：“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，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最好的朋友给害的。”
当然，宋庆龄终究是夫妇俩最钟爱的女儿，孙中山也终究是与宋耀如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领袖。尘埃落定，宋耀如夫妇二人从暴怒中渐渐平静下来，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他们为庆龄补送了一份嫁妆。其中最珍贵、最具深意的，是母亲倪珪珍结婚时穿在身上的绣服。母亲本来正在为庆龄置办嫁妆，特别是按照他们家族的习惯，请绣工绣制一批绣片，裁开后作为衣襟、领口、袖口等处的装饰。但是宋庆龄的出走打乱了母亲的安排，以致其中的一个绣片还没来得及绣完。母亲把这件绣片也交给了庆龄，带着抱怨的口气说：“你自己找能人绣完它吧！”
婚姻给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和满足。
新婚的宋庆龄写信给她的美国同学：“我是幸福的。……对我来说，结婚就好像是进了学校一样。不过，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。”
而孙中山即使是在结婚三年后，仍在致康德黎的信中写道：“我的妻子，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；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。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。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。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，我是多么幸福。”
我们真的很少听到人们公开使用“幸福”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婚姻，而孙中山和宋庆龄做到了。他们婚姻的美满，是对他们异乎常人的漫长而艰难的革命生涯的最好补偿。
1915年10月25日，宋庆龄作出了她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抉择。她选择了孙中山，选择了为拯救中国而战斗的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。与孙中山的结合，使她深感幸福。
1925年孙中山逝世。数年后，斯诺问宋庆龄，她最珍视的成就是什么？宋庆龄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是我对孙博士的忠诚，自从与他相遇之日起直到他逝世，至今我仍然忠贞不渝。”斯诺问：“你能确切告诉我你是怎样爱上孙博士的吗？”宋庆龄说：“起初，我并不是爱上他，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。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，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——但这是一个好念头。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。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，所以，我想帮助他。”
1978年8月29日，宋庆龄在北京住宅接见话剧《大江东去》剧组。谈话间，她突然提到：“我是十月二十五号结婚的，我总记得这一天。”第一位在舞台上扮演宋庆龄的演员萧慧芳被深深地震撼了。她几次对我说到这个场景：“当时，她已经85岁高龄了。谈起结婚那天，她是那样幸福，那样满足，脸上仍有一种少女的羞涩。真让人难以置信！”
1979年8月1日，宋庆龄在北京接见《宋庆龄选集》日文版译者仁木富美子女士，又一次回忆起六十四年前结婚的日子。她深情地说:“十月二十五日，在我的生活中，这一天是比我的生日更重要的日子。”
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在当时遭到了家庭、革命党人、教会的强烈反对。但是，回首近百年的历史，我们赫然发现，正是这桩不被看好的姻缘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发展。
宋庆龄在她的一生中，始终忠诚于孙中山的思想。她和孙中山一起成为全心全意为中国的民族独立、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而奋斗的灿烂的双子星，永远闪烁在历史的天空。
来源：人民网-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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